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

沒有信任,如何管治?


(刊於2009年11月7日明報)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公眾信任是政府有效運作的基石。」(The basis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is public confidence.)。

民無信不立。慳電膽風波、利益輸送疑雲,令特首曾蔭權的民望插水式下跌。港大最新的民意調查便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信任度急挫,已經跌至當年董建華下台前的水平。曾班子現在也許忿忿不平,怪責傳媒興風作浪、無限上綱,拖累特首及政府民望大跌。

但反過來看,慳電膽事件在沒有明確証據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引發社會的廣泛回響及質疑,大抵反映曾特首的公信力每況愈下,巿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正迅速在社會中蔓延 — 由於巿民普遍對政府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慳電膽事件才會被輕易炒起、無限放大,並且演變為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風波。

曾蔭權公信力每況愈下


毫無疑問,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背負著「認受性不足」的先天缺撼,是造成官民互信基礎薄弱,社會對政府動輒懷疑的重要原因。但民眾對曾蔭權的信任度,之所以在短時間內迅速蒸發,恐怕不能夠統統歸結到不民主體制之上:過去一年來,曾班子民望大幅下跌,管治舉步維艱,與其說是政制缺撼所造成,不如說是由於曾特首道德形象破產、施政方針脫離民情,令巿民對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

曾蔭權以往的民望基礎,很大程度建基於其「有管治經驗、執行力強」這些公眾印象,實際上反映著港人傳統以來對公務員「利益中立、務實施政」的良好期望。但去年的副局長風波中,社會廣泛抨擊政府「親疏有別、用人唯親」,便徹底改變了公眾對曾蔭權的看法:整場風波令曾特首原來的正面形象嚴重受損,巿民開始懷疑以政務官為核心的曾班子,是否仍然能夠公正地運用權力,政府的公信力備受質疑。本來,過去一年不乏一些讓政府改善形象、提升民望的機會(包括改組行政會議、發表施政報告等),但曾蔭權卻一再錯失良機,期間反而爆發了生果金、六四代表論等多場風波,令巿民對特首的不良印象進一步加深。

直至曾特首上月發表施政報告,社會普遍期望政府積極處理貧富懸殊、社會流動下降等重要矛盾,曾蔭權卻只是空談六大產業、經濟轉型,施政方針與社會期望嚴重脫節,結果民眾的負面情緒持續發酵,潛在的不滿最終藉著慳電膽事件全面爆發出來,令政府深陷信任危機而不能自拔。

大動作改善形象及調整施政

現時的局面持續愈久,曾班子就愈難扭轉民眾的負面情緒,社會的不信任感進一步蔓延,只會令政府推動政策的工作事倍功半,陷入長期捱打的情況。

要挽救民望、扭轉施政困局,需要政治上的大動作(bold action),例如改組政府人事班子,或者大幅度修改政策及施政重心,以求一新巿民耳目,令政府可以修補形象、重新出發。對只剩下兩年多任期的曾蔭權政府來說,已經不可能再大規模調整管治班子,因此只能夠在從施政路線方面動腦筋。假如曾特首能夠在政制或民生議題作出一些大動作,例如積極向中央爭取較寬鬆的政改方案,或者拿出實質措施疏導經濟及社會矛盾,也許仍然有機會重建施政形象、贏回社會信任。

如果曾班子還不認真檢討問題所在,並且盡快對症下藥,當下一個政治風波來臨之時,特區政府將要面對更猛烈的管治衝擊。

慳電膽事件拖累特首及政府民望大跌



2009年10月17日星期六

六大產業為誰而建?


(刊於2009年10月17日明報)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念法律出身,在討論政策問題時,常常本著律師尋根究底的精神,要求下屬不要只埋首於「政策細節」,而要先搞清楚「政策目標」是甚麼。

貝理雅的口頭禪是:「在決定採用甚麼方法前,先要搞清楚目標是甚麼。重要的並不是政策本身,而是它所傳遞的價值觀。」(Work out the end, before you debate the means. Policies mattered not for their own sake but only insofar as they promised to deliver values.)。貝理雅這種宏觀的「政策視野」,對特區官員有何啟示?

空談經濟無助解決社會問題

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六大產業的經濟藍圖。從死守「積極不干預」的僵化思維,到願意接受「產業政策」的理念,無疑是特區政府管治手法的一大突破,值得予以肯定。

但是,現時政府似乎只著眼於怎樣拓展六大產業、需要甚麼「政策配套」,例如要撥出多少舊工廠大廈及土地、怎樣開拓內地巿場等等。這種層次的政策討論,其實存在一個重要盲點,就是政府並未有弄清楚「政策目標」:香港當前到底面對甚麼問題?社會到底存在甚麼危機?除了空泛的口號如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知識經濟外,發展六大產業能否解決社會的迫切問題?

當前香港的社會矛盾深重,實在是顯而易見:中層管理職位買少見少,社會流動停滯,中產階級面臨萎縮危機;青少年失業率創出新高,年輕一代苦無出路,成為社會的計時炸彈;貧富兩極化日益加劇,令香港成為發達社會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

這些嚴重的社會危機,正是以往「短視經濟政策」帶來的惡果:多年來,香港經濟發展傾斜於金融服務業,導致產業空洞化、經濟結構變得狹窄,社會發展趨於兩極化(只有少數高學歷、專業精英能夠受惠,大多數的低下階層、普通中產及年輕人卻出路狹窄),結果造成香港GDP雖然持續增長,但不少巿民卻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貧富懸殊、中產萎縮等矛盾不斷惡化。

本來,政府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新產業,正是改變以往短視政策、紓解當前社會矛盾的大好機會,但施政報告卻只是空談六大產業的商機,以及討論土地供應等「政策配套」,完全沒有論述怎樣透過產業政策,為茫茫前路的年輕一代、營營役役的普通中產、苦苦掙扎的貧窮家庭,創造新的職位及開拓發展空間。這種欠缺清晰「政策視野」、沒有明確「政策目標」的經濟藍圖,到底又有甚麼意義?

「以人為本」規劃經濟及產業政策

任何政府的基本責任,是為願意打拼的人提供發展機會。政府不能夠假設只要六大產業發展成功、香港經濟順利轉型,中產及勞動階層就必然受惠。

相反,政府應把六大產業的發展藍圖,與解決中產萎縮、為港人開拓更多發展空間等「政策願景」連繫起來:例如如何培養更多本地研究生,讓他們在畢業後擔當大學教授及講師,以配合教育產業的發展?發展醫療、檢測及認證產業,除了培訓專業人員,能否創造更多的中層管理職位,以扭轉行政及管理職位收縮的趨勢?怎樣透過再教育及再培訓,讓勞動階層在新產業中找到發展空間?

當然,六大產業並非神仙棒、萬應靈丹,但作為曾蔭權任內最後一項的重大政策工程,政府應該有足夠的「政策視野」,能夠透過規劃新產業,紓緩現時尖銳的社會矛盾,讓民眾感受得到政府政策的轉變,與他們面對的生活問題息息相關。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創造財富只是手段,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目的。」(Wealth is the means, and people are the ends.)特區政府不是常常把「以人為本」掛在口邊嗎?香港現時最需要的,就是我們的官員真正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去規劃各種經濟及產業政策,讓港人能夠真正受惠。

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以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為重點



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

施政報告前夕 回顧特區管治


(刊於2009年10月14日明報)

如果要選擇一個詞語,去形容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形勢,「管治危機」相信會是大部分港人的不二之選。

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不振,是多數香港人的切身體驗。有趣的是,國際社會對香港政府的管治評價,向來都比本地人正面得多。世界銀行每年進行的「全球管治指標調查」(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香港一直名列前矛,以最新2008年的調查為例,香港除了在「問責性」一項指標評價較為遜色外,世銀在其餘5項指標包括「政治穩定性」、「政府有效性」、「監管質數」、「法治」及「控制貪污」上,都給予香港政府極高的評價,排名穩佔全球212國家及地區的前列。

為甚麼港人與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管治情況,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這視乎我們如何定義甚麼是「管治」。

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法律體系、以至各種監管制度,都比大部分國家及地區完善,政府及社會的日常運作暢順,因此在世銀的評分標準下,自然獲得較高的管治評價。但如果我們跟從學者Jon Pierre and Guy Peters的分析,將「管治」較具體定義為「政府制定及推動政策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government to make and implement policy),那麼回歸後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則是不爭的事實:從西九和銷售稅的爭議、到校園驗毒及高鐵的交鋒,特區政府在推動政策時,總是遭遇各方圍攻、無法建立廣泛共識,導致各種改革往往功敗垂成、一再落空。

舊制度無法應付新形勢

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制定及推動政策,往往都能夠得心應手,與特區政府現時的困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港英時期,政務官一手包辦決策大權,加上立法局議員全部由港督委任,公民社會發展落後,政府只需關起門來,說服行政立法兩局、諮詢委員會的工商精英,就能夠確保各項政策通行無阻,毋須耗費心力向公眾進行解釋及遊說。

這種「精英色彩」濃厚的決策機制,幾乎覆蓋了香港整個殖民地歷史,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立法局逐步引入選舉、政黨政治興起,才受到了明顯的挑戰。回歸後,公民社會力量湧現,各種政治力量、訴求及價值紛紛介入政府的決策過程,政策制定演變成為特首、問責官員、高級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民間團體的「大混戰」局面。

整個政治環境急速多元化,但政府的決策機制、以至部分官員的思維,基本上仍停留在以往的「精英政治」年代:總是先拍板了政策大綱及具體方案,才交付立法會及公眾草草進行諮詢,完全脫離當今政治形勢,結果自然就是「撞板收場」。

在現時的政制下,社會上積聚了龐大的參政能量,未有機會進入政府的決策流程之中。這些未被吸納及疏導的政治訴求,遂透過不同方式及渠道爆發出來:政黨及議員無法參與決策過程,紛紛起來挑戰政府官員,形成「行政立法關係」持續緊張;民間團體意見備受政府冷落,唯有以司法覆核的方式挑戰政府政策,或組織遊行示威向官員施壓,導致「官民衝突」不斷加劇。社會上的各種政治內耗、惡性競爭愈演愈烈,最終令政府的管治能量嚴重受創,無法貫徹推行各種政策。

「整合型管治」解施政困局

全面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固然是越快落實越好,但普選只能夠解決政府的「認受性」危機,卻不足以改善現時政府決策機制落後、未能應付複雜政治環境的「供求失衡」問題。事實上,普選進程由中央主導,政府尚能辯稱控制權力有限;但改革政府的管治及決策機制,難道曾班子也沒有自主空間?政府到底是逃避問題,還是抱殘守缺?

近年,聯合國提倡「整合型管治」理念(engaged governance),建議改革政府的決策機制,將公眾訴求直接帶入政策過程之中(mainstreaming citizens into policy process)。特區政府要走出管治困局、提升施政能量,不可能再迴避社會反對聲音,而必須與立法會及公民社會分享決策權力,並且依循「整合型管治」理念,全面改革政府決策機制的「硬件」(搭建政策網絡、強化政策協商,以更早及更大幅度地吸納社會訴求)及「軟件」(制定最佳範例、發出指引及加強培訓,以改善政府官員處理政策爭議的技巧),務求更有效地吸納、疏導、整合立法會及公民社會的各種訴求,重建政府的管治能量。

曾特首又要發表施政報告了,但假如政府仍然拒絕進行管治改革、改善決策機制,我們幾可斷言,即使曾班子有再多的鴻圖偉略、救港妙計,相信也只會重覆處處踫釘、四面楚歌的管治困局。

延伸閱讀:
上述文章取材自城大專上學院與新力量網絡合辦的「通識及公共事務課程」,有興趣者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synergynet.org.hk/b5_m9_detail.php?id=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