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6日星期一

香港公共財政的核心問題


(刊於2012年2月14日明報)

曾俊華發表任內最後一份預算案。一如以往,這份預算案毫無驚喜。

如果我們把曾俊華過去5份預算案的年份都抹去,就會發覺5年來他的預算案其實大同小異,每年都重覆同樣論調:外圍經濟風高浪急,經濟前境不明朗,政府要累積儲備做好準備;財政盈餘較預測為高,政府會以各種「一次過措施」紓解民困。不是嗎?過去5份預算案,曾俊華提出的「一次過措施」總額高達1657.83億,相當於平均每份預算案派發331億。

政府論述:收入波動必須嚴守財政紀律

當前香港面對各種社會矛盾:貧富懸殊、中產萎縮、老人貧窮、公立醫院資源不足等等,都需要政府持續增加「經常性開支」,提出長遠政策解決結構問題,而絕非各種「一次過措施」所能解決。曾俊華每份預算案都大灑金錢派糖,其個人民望卻每況愈下,正正反映政府這種缺乏承擔全無遠見的財政管理手法,已經與巿民期望嚴重脫節。

為甚麼政府堅持嚴格控制「經常性開支」,即使出現巨額盈餘,寧願推出各種「一次過措施」,也不願大步作出重要改革?曾俊華去年4月就《2011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所作的發言,就充分表述了政府的立場:

「我們奉行審慎理財的公共財政原則,就是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們需要恪守《基本法》的要求,同時也是基於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的實際情況。由於政府收入波動大而支出欠彈性,我們有需要保持穩健充實的財政儲備,以應付經濟周期為社會民生帶來的影響,同時我們要居安思危,應付突如其來的危機。所以,我們不應以一時的收入增加,而作出難以持續的承擔,為將來埋下加稅和削弱競爭力的隱憂。」

簡單來說,政府強調嚴格控制「經常性開支」,是基於審慎理財的財政紀律,特別是政府收入長期波動不定,因此必須嚴格控制開支增長,即使預算案出現巨額盈餘,仍然要避免因為一時的收入增加,而貿然作出長期持續的開支承擔,增加了日後加稅的壓力。

這種強調控制「經常性開支」的財政紀律,其實源自殖民地的管治傳統。殖民地時代,由於倫敦不希望負上財政包袱,港府必須保持財政自給自足,因此百多年來本港公共財政都傾向保守,對增加易放難收的「經常性開支」特別抗拒。

五十年代的財政司祈樂嘉(Arthur Grenfell Clarke),便曾經如此表述港府對增加「經常性開支」的立場:「無論在香港還是其他地方,經濟活動輕微衰退,都足以令經常性收入大減,而本土的一些特殊情況,亦會令部分收入波幅增加。相反,經常性開支卻像河水一樣川流不息,只能透過非常特殊的措施才可控制。」[附註]。七十年代,財政司夏鼎基甚至定下「經常性開支不能超過8成經常性收入、經常性開支不能超過政府總開支七成」的黃金法則。

平情而論,這一套來自殖民地政府的審慎理財思維及財政紀律,有其可取之處。過往香港大部時間能夠實現平衡預算,並長期維持穩健財政,正正突顯了財政紀律的重要性。但問題是,隨著近年政府收入及盈餘屢創新高,我們是否仍只能夠將錢用於「一次過措施」,而不能把資源放在增加「經常性開支」、落實長遠政策?審慎理財思維及財政紀律,是否已經矯枉過正,異化成為阻礙社會進步、阻擋政策創新的緊箍咒?

民間新思維:以「財政穩定基金」重整公共財政

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發表《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提出成立「財政穩定基金」重整公共財政,正是要建構一套來自民間的全新公共財政論述,以挑戰政府守舊過時的理財思維。

特區財金官員的問題,在於只懂因循殖民地的舊思維,不做政策研究,也不去理解國際新趨勢:近年政府盈餘屢創新高,是由於賣地收入、印花稅及投資收入三項「波動收入」持續增加,但港府官員卻只懂按照舊思維,將這些收入都視作不穩定收入(因此也就不可能貿然用於增加「經常性開支」),卻不知道「波動收入」按年計雖然大起大落,但以較長的經濟周期看卻其實與本地生產總值同步起跌,絕對是政府持續的收入來源,又豈是政府所簡單界定的「非經常性收入」;港府官員也忽視國際新趨勢,不去了解各個依賴石油出口收益、政府收入同樣大起大落的國家例如挪威、俄羅斯及伊朗等,早已設立各種穩定基金管理收入,港府依賴來自地產及股巿的「波動收入」,本質上類似石油出口國,為何政府官員不能從中得到啟示?

「財政穩定基金」的建議,涉及兩個關鍵。一是重新界定何謂「經常性收入」。賣地收入、印花稅及投資收入與本地生產總值關係密切,反映現時香港經濟以金融及地產業為主的特點,因此應該被定義為政府持續的「經常性收入」。二是設立一套機制管理這些「波動收入」。考慮到「波動收入」長期持續、但大起大落的特點,政府應設立「財政穩定基金」,按「好天收埋落雨柴」的運作原理,將經濟好景時多賺的「波動收入」撥入基金,待經濟下滑時便從基金墊支少收的「波動收入」。透過上述改革,我們就可以將現時難以預測、大起大落的「波動收入」,變為相對穩定的持續性收入,從而令政府可以在維持財政紀律、不違反《基本法》及不動用儲備的前提下,大幅增加「經常性開支」落實長遠改革。

相信不少政黨及公民社會的朋友都有經驗,就是每當提出各種長遠改革建議,政府官員都以收入不穩定、不能隨便增加「經常性開支」為理由拒絕。但「財政穩定基金」的建議,卻打破了政府的舊有論述、突顯了傳統理財思維的守舊過時。

「財政穩定基金」的建議務實可行,能夠創造空間大幅增加「經常性開支」。假如各界都以此新論述挑戰政府的舊思維,政府官員還可以有甚麼藉口,拒絕民間提出的長遠改革訴求?

後記:
「新力量網絡」發表《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後,我們陸續收到各界朋友的回應,當中不少朋友認為「財政穩定基金」的建議值得考慮。但也有部分朋友認為成立「財政穩定基金」多此一舉,因為政府現時的6千多億儲備(再加上6千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已是一個超級穩定基金,他們認為政府只需直接動用儲備,已可做到增加「經常性開支」及調節政府收支的效果。

就此「新力量網絡」公共財政研究小組有以下回應:
(一) 動用儲備支付「經常性開支」,將會令政府財政變成長期入不敷支,有違政府一貫的財政紀律。我們認為,財政儲備並非不可動用,但應該用於支付一次過的巨額投資(例如起動全民退休保障或成立主權基金),而不應該用於支付「經常性開支」,否則將嚴重破壞財政紀律,影響公共財政的持續性。相反,成立「財政穩定基金」可以令政府在維持財政紀律的前提下,大幅增加「經常性開支」,做法更加可取。

(二) 長期動用儲備為政府開支埋單,將違反《基本法》第107條。由於《基本法》規定平衡預算,假如政府長期以儲備支付「經常性開支」,相當於長年實行赤字預算。事實上,由於《基本法》的限制,港府利用財政儲備調節收支的空間非常有限,但成立「財政穩定基金」調節政府收支,卻可避免大量盈餘被撥入限制多多的財政儲備,而能夠更靈活地用於增加「經常性開支」。

附註
Rabushka, Alvin (1976), Value for Money: the Hong Kong Budgetary Process,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age 112

延伸閱讀
新力量網絡《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全文:www.synergynet.org.hk

2012年1月31日星期二

以新思維 重整公共財政


(刊於2012年1月31日明報)

明天,財政司長曾俊華將發表預算案了,政府又要派糖了嗎?再派現金?退還薪俸稅?減免差餉?電費補貼?公屋免租?綜援出雙糧?

這種「派糖文化」,可說是曾蔭權政府的一大施政特色。過去5個財政年度,這些「一次過措施」總額高達1370.63億,相當於平均每年派發274億。特區政府每年以「一次過措施」派糖,意味不少資源浪費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措施,而未有用於長遠政策規劃。而事實早已證明,這種短視零碎、欠缺長遠規劃的財政管理手法,不但無法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徒然浪費珍貴的公共資源,更加造成預算案與巿民期望出現嚴重落差,引起民意不滿甚至激發政治危機(去年的預算案風波正是明顯例子)。

這種缺乏承擔全無遠見的財政管理手法,固然與政府官員保守因循的官僚習性有關,但更根本地反映香港公共財政體系的核心問題:社會期望政府持續增加「經常性開支」,以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但由於政府收入長期波動不定,政府官員堅持嚴格控制「經常性開支」,即使預算案出現巨額盈餘,政府仍然傾向透過「一次過措施」,以短期派糖來回應社會訴求。

賣地、印花稅及投資收入大起大落

社會與其爭論應否派糖、如何派糖,其實更需要以全新思維,去解決開支壓力持續增加、但政府收入波動不定所帶來的政策矛盾。

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剛發表《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全面分析香港的公共財政體系,並提出改革建議。研究顯示,政府收入波動不定的根本原因,在於賣地收入、印花稅以及各項投資收入(統稱為「波動收入」),隨地產及投資市場大起大落。當地產及投資市場興旺之時,三項「波動收入」可以貢獻四成政府總收入;相反,當地產及投資市場萎縮之時,三項「波動收入」卻只貢獻約兩成政府總收入(圖一)。。我們進一步比較了歷年來「波動收入」變化與政府財政盈餘/赤字的關係,更清楚顯示兩者有極高的相關性:即「波動收入」顯著增加時,政府便會錄得巨額盈餘,當「波動收入」大幅減少時,政府就會出現赤字(圖二)。
由於賣地收入、印花稅及投資收入三項「波動收入」大起大落,令政府的財政狀變得極不穩定、難以預測,政府官員因此傾向嚴格控制「經常性開支」增長,不會將「波動收入」的龐大收益,全部用於增加「經常性開支」。結果一方面導致教育、醫療、房屋等政策未能大步作出重要改革,另一方面大量盈餘則被撥作財政儲備,或用以支付各項「一次過措施」派糖,令公共資源嚴重錯配及浪費。

改革方案:成立「財政穩定基金」

毫無疑問,「波動收入」大起大落的特性,正正反映香港經濟非常依賴金融業及地產業的特點。無疑,這種大起大落的經濟結構,短期之內難以改變,但我們卻可以建立制度,管理好由此衍生的「波動收入」。

新力量網絡建議,特區政府應該成立「財政穩定基金」,以調節反覆不定的各項「波動收入」。基金的運作原理簡單,就是「好天收埋落雨柴」,即將經濟好景時多賺的「波動收入」撥入基金,待經濟下滑時便從基金墊支少收的「波動收入」。透過這個平滑化操作,我們可以將現時難以預測、大起大落的「波動收入」,變為相對穩定的持續性收入(「財政穩定基金」的具體運作方法,可參閱圖三)。
根據新力量網絡的推算,假設回歸後已設立「財政穩定基金」,政府整體收入的穩定性將大大提高,從前大起大落、難以預測的「波動收入」,將會變成穩定持久的收入來源,令每年數以百億計的「非經常性收入」,可以全部轉化為「經常性收入」。

以過去10年或5年為例,「財政穩定基金」可以令政府每年平均增加多222億至508億元的「經常性結餘」。有了這一筆龐大的「經常性結餘」,政府將毋須再像現時般把錢花費在各種「一次過措施」,而能夠將資源持續用於各項社會投資,以至落實長期減稅。

穩定政府收入 開創改革空間

面對各種社會矛盾,政府需要持續投放資源、不斷改善公共服務──增建公屋及居屋、15年免費教育、增加大學資助學位、增加公立醫院人手、實施全民退休保障等等,都需要政府持續增加「經常性開支」,絕非各種「一次過措施」所能解決。但這些年來,社會卻走不出這種困局:政黨及公民社會要求增加「經常性開支」,政府卻以收入不穩定為理由拒絕,只推出「一次過措施」回應;政府要求社會考慮稅制改革(例如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為未來增加開支鋪路,政黨及公民社會卻全面反對。我們還要糾纏在這種困局多少年?

邱吉爾有一句名言:「凡稅皆惡。」(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good tax.)

特區政府早已陷於管治危機特首認受性不足、在立法會亦欠缺穩定支持,如何能夠取得社會支持落實稅制改革?沒有稅制改革,又如何能夠開拓更多資源、持續增加各項開支?

成立「財政穩定基金」,將是打破上述困局的最佳出路。透過「財政穩定基金」平滑化政府收入,既不涉及調整稅制,更不會額外增加巿民或工商界的稅務負擔。在現時政治環境下,這個改革建議將不但更有機會取得立法會各黨派的共識,同時有助理順政府的財政管理制度,使之能夠適應香港經濟結構的特性,為最終落實各項長遠改革,能夠開創更大的財政空間。

我們需要以新思維,重整香港的公共財政。

■延伸閱讀

新力量網絡《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全文:www.synergynet.org.hk

2011年10月25日星期二

回顧曾蔭權六年施政


(刊於2011年10月26日明報)

1990年,英國首相戴卓爾人夫人離任在即,在唐寧街向公眾道別,留下了這一段話:「經過11年的執政生涯,我今天最後一次離開唐寧街。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相比11年前我上任的時候,今天的英國已經變得更好。」(We’re leaving Downing Street for the last time after eleven and a half wonderful years and we’re very happy that we leave the United Kingdom in a very, very much better state than when we came eleven and a half years ago.)

政治人物即將離任,媒體都會總結其功過是非。而要客觀評價政治領袖的施政成敗,其中一個角度是檢視社會的主要環節,相比他上任之時,到底是否變得更好。

早前,特首曾蔭權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傳媒紛紛為他的六年施政「埋單計數」。曾蔭權在2005年發表首份施政報告,以「提升管治能力」、「創建和諧社會」及「全面發展經濟」為施政願景。六年後,要公正評價曾蔭權的施政表現,我們正好檢視政府管治、社會和諧及經濟發展三方面,是否比他上任時變得更好。

「提升管治能力」?管治能力持續不振

首先,曾蔭權未能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曾蔭權政府在過去5年的立法議程中,合共提出了134個法案,當中39個法案被擱置或押後,比率高達34.21%;而最終成功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數目為64個,「立法成功率」只有56.14%[表一]。
這個數字與董建華時代大致相若,顯示曾蔭權政府管治能力同樣不濟。事實上,過去六年曾蔭權從未提出具體的管治改革,去改善與立法會各黨派的關係。結果是政府每年都有不少的政策,因為未能取得立法會支持,而被迫擱置或押後。

「創建和諧社會」?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其次,曾蔭權政府治港六年,不但未能建立和諧社會,階級矛盾反而日趨尖銳。中大亞太研究所的民調顯示,認同香港是和諧社會的巿民,由2006年的37.8%大跌至2010年26.5%,而巿民普遍認為「窮人與有錢人之間的矛盾」及「巿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是造成社會不和諧的兩大因素[表二]。
事實上,現時工商界對政府施政的制肘,比董建華時代更嚴重,一些有利調和社會矛盾的政策,例如競爭法、規管樓宇銷售及打擊不良營商手法等,都因為商界反對未能落實、或者被修改得形同虛設。曾蔭權無力駕馭資本家,令政府施政的中立性備受質疑,官商勾結的指控越演越烈,甚至激起社會的反商仇富、反地產霸權浪潮。曾蔭權治下的香港,已經與和諧社會的目標越走越遠。

「全面發展經濟」?貧富懸殊不斷惡化

最後,曾蔭權時代香港經濟雖然快速增長,但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未惠及所有巿民。從2005年至2010年間,本地生產總值平均增長5.2%。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統計數字卻顯示,貧窮人口由2005年的116萬人,大幅上升至2010年的歷史新高126萬人,貧窮人口比率為18.1%[表三]。
這些數字顯示,在現時傾斜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模式下,大多數巿民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貧富懸殊在曾蔭權時代不但未見改善,反而不斷惡化。曾蔭權雖然一度提出發展六大產業、推動經濟多元化,但由於特區政府欠缺推動產業政策的能力及意志,幾年下來六大產業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少,香港經濟結構狹窄的問題,絲毫未見任何改善。

平情而論,曾蔭權上任時提出「提升管治能力」、「創建和諧社會」及「全面發展經濟」三大施政願景,其實都切中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但六年後曾蔭權交出的,卻是一份不合格的成積表:曾蔭權不但未能落實這些施政願景,政府管治、社會和諧及經濟發展的情況都有所惡化。

香港需要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

當然這些問題部分是結構性的(例如政制矛盾及商界霸權),不能全部都算到曾蔭權頭上,但曾蔭權治港六年,香港到底是變好還是變壞了,答案不是顯而易見嗎?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狀況持續惡化,明年曾蔭權正式離任時,難道他還敢於宣稱「相比7年前我上任的時候,今天的香港已經變得更好」嗎?

董落曾上,曾經令香港人抱有無限期望。曾蔭權治港六年,証明今天香港面對的種種危機,根本不是換個特首就可以解決。未來特首到底是姓唐、姓梁、姓什麼也好,香港真正需要的是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