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商界霸權 廢除功能組別

(刊於2009年12月8日明報)

要促成政改共識，關鍵從來不在於2012選舉安排，因為在人大決定的框架之下(即直選議員與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任何中途站方案的民主及進步成份，其實都極為有限。要推動政制向前走，關鍵在於我們能否透過建立某種形式的政改路線圖，讓各大陣營能夠走出對立、建立互信，為最終邁向2017普選特首、2020普選立法會鋪平道路。

其中，各方如何回應民主黨提出的3項原則，即再次確定人大承諾的雙普選日期、特首普選的提名門檻不高於現時水平、以及最終取消功能團體選舉，將決定政改路線圖能否實現，以至政改困局會否出現突破。民主黨的首兩項原則，其實爭議性不大(特首可在立法會以政府動議的方式重申普選時間表，而現時的政改方案已表明提名門檻將維持於八份之一)，最大的障礙在於如何處理功能組別。

但是功能組別的存廢，牽涉的並非是簡單議席增減，而是我們能否改變多年來的「商界霸權」(business hegemony)，為重建特區管治秩序走出重要一步。

北京與資本家的「不神聖同盟」

殖民地以來，商界精英作為港英政府的管治盟友，一直對政府政策享有極大發言權。但工商界能夠真正建立在香港管治的霸權地位，卻始於八十年代的中英談判。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的回憶錄，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1983年，許家屯被調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社長、港澳工委書記，負責處理收回香港的工作。到任後三個月，許家屯返回北京向中央領導人進行匯報，指出香港社會人心不穩，商人逐步撤資、民眾移民成風。許家屯認為，要穩定局面，關鍵是要確保香港經濟繁榮，而首要工作是要把大資本家穩定下來，於是提出了「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臺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的工作方針。

穩定、爭取、拉攏資本家，自始成為北京對港政策的核心原則，不但主導了過渡時期至今的統戰工作，也成為中央設計回歸後香港政治體制的主要考慮：學者張炳良及黃志偉的研究便顯示，自過渡時期以來，北京一直透過各種渠道全方位統戰工商界，港區人大、港區政協、基本法草委、基本法諮委、港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等中方機構，商界都佔有近半席位；整個特區的政治體制，更加透過特首選委會、立法會的功能團體議席，為資本家預設制度化的權力平台。

北京全力拉攏資本家，不但出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考慮，也與政制民主化的爭議有關。89年六四事件，導致了民主派與中央決裂，香港的民主運動從此走上「民主抗共」的道路，大大加深了北京對民主化的疑慮。政治立場保守的資本家，遂一躍而為中央最可靠的政治盟友，兩者結成「不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合力維持對香港政局的控制權。

工商界騎劫 政府自主能力大降

有關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研究早已指出，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政府要有效推動政策，固然必需取得商界的配合及支持；但假如任憑商界勢力坐大、以至反客為主支配政府決策過程，卻會損害政權自主性(state autonomy)，令政府政策被特殊利益劫持、無法再有效平衡不同階層的訴求，最終只會造成管治不穩。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資本家多年來乘著政治東風，建立了在特區管治的霸權地位，已經嚴重衝擊到特區政府的自主性，令行政主導體制明存實亡。回歸以來，在「商界霸權」的影響下，任何政策如果觸動資本家利益，總是難以出台，或者阻力重重(例如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法等)。相比起殖民地時代，現時特區政府不但再難以有效駕馭資本家，商界利益更往往反過來騎劫了政府決策，形成「不平衡的政商關係」(lopsided state-business relations)。回歸後行政主導落空、階級矛盾日增、官商勾結指控不斷，正是「商界霸權」下必然衍生的政治後果。

中央應改變對港政策方針

過渡時期，香港政局不穩，北京著力拉攏資本家，以確保經濟及社會穩定，也許無可厚非。但時移勢易，回歸後香港政局及社會大致保持穩定，中央政府亦願意提出普選時間表、以較務實的手法處理港人的民主訴求，在這樣的形勢下，到底還有甚麼基礎去延續現時傾斜資本家的對港政策？如果商界在未來的政制繼續享有霸權、以至直達中央的地位，特首又如何能夠落實行政主導？特區政府施政備受工商界制肘，又怎會有能力調和階級矛盾、平衡社會利益？

現時各界對政改方案的討論，正逐步集中於功能組別的存廢。但其實我們更應該把議程進一步聚焦，透過團結民主派及公民社會力量，爭取終結商界的政治霸權。事實上，香港要建立直正的民主政制，中央政府始終有必要調整對港政策，改變一直以來的對工商界的過度傾斜，否則北京一直念茲在茲的行政主導、有效管治，也永遠只能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而香港資本主義體制的可持續性及穩定性，也會因為階級權力失衡、財富分配不公而受到衝擊。

爭取逐步減少功能組別、以至確保未來立法會普選合乎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將是建立政改路線圖、推進政制共識的關鍵，也是打破「商界霸權」、重構特區管治的開端。

延伸閱讀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 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 1993)

Anthony B. L. Cheung and Wong Paul C. W. (2004), "Who Advi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Absorption before and after 1997" (Asian Survey, Volume 44, Number 6, November / December 2004) page 874 – 894

So, Alvin Y. (2000), Hong Kong's Problematic Democratic Transition: Power Dependency or Business Hegemon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59, Number 2, May 2000) page 359 – 381


如何處理功能組別是政改的最大爭議

為政改創造共識

(刊於2009年12月1日明報)

過去一星期，可能是今回政改討論的重要轉捩點。

政府公布政改方案後，公民黨及社民連即發動五區總辭，同時向取態較溫和的民主黨公開施壓，促請該黨參與總辭。正當泛民陣營陷入分裂之時，司徒華、李柱銘先後出手，叫停本來如箭在弦的總辭行動。五區總辭臨崖勒馬，不但讓民主派有時間重整策略，也避免了政改過早破局，為各方協商保留空間。

經過多年爭拗，各方政治勢力都應該明白，繼續無休止的對立，根本無法解決當前困局，最終只會再次推倒政改、造成通輸局面。為了香港的未來，各大陣營應該盡快展開直接對話，找出一套各方接受的政改方案。但泛民主派與建制陣營(北京、特區政府、親中派及工商派)立場南轅北轍，談判的空間還存在嗎？

避開政治立場 尋找共同利益

要以談判方式解決政治爭議，關鍵在於能否創造共識空間。1978年的《以埃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就是一個經典例子。

自從1948年立國以來，以色列與埃及衝突不斷，經過長達三十年的戰爭，雙方領袖都希望結束爭鬥，遂於美國大衛營展開和談。談判過程中的最大爭議，是埃及要求全面取回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佔領的西奈半島，而以色列則堅持保留半島的部分控制權。

雙方立場表面上勢成水火，但其實並非無法融和：以色列希望繼續控制西奈半島，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以防止埃及能夠輕易調動軍隊，直接向以色列本土發動攻擊；而西奈半島自古已是埃及領土，埃及自然要求取回整個半島，以維護國家主權。在美國總統卡特的強力斡旋下，兩國最終達成協議，埃及將全面收回西奈半島，但同時會把半島大部分地方非軍事化。這個安排令雙方可以各取所需，埃及能夠確保國家領土完整，以色列則可以免除軍事威脅。

這種避開檯面上的政治立場、尋找共同利益的協商方法，在談判學上被稱為「關注式協商」(Principled Negotiation)。這套策略的重點，是要求談判雙方專注發掘對手立場背後的利益：因為假如大家都只是堅守立場，只會令談判變成「全贏全輸」的鬥爭，難以達成任何共識；相反，認真研究對手立場背後的利益及顧慮，則有助解開政治死結、創造共識空間。以埃兩國透過「非軍事化西奈半島」，成功化解雙方的政治及領土紛爭，正是「關注式協商」的最佳示範。

尋求一套滿足雙方的折衷方案

回到香港，現時泛民主派要求終極普選路線圖，特區政府則強調2012政改必須以人大決定為基礎、堅持只能處理中途站方案。如果雙方只是繼續企硬、並且不斷透過政治動員(例如五區總辭、遊行示威、媒體壓力)迫使對方讓步，只會重覆多年來的政治僵局，令推動政制向前走的機遇再次流走。

但如果我們撓過雙方的政治立場、認真研判兩大陣營的關注事項，就會發現泛民主派與政府/中央的利益，其實並非完全沒有調和的空間。對泛民陣營來說(至少是溫和民主派)，要求政府交待終極普選安排，源於對中央會否真正落實普選時間表欠缺信心，在普選前景不明的情況下，自然不願貿然接受現時這個民主成份有限的2012中途站方案。泛民溫和派的憂慮及訴求，絕對是合情合理、值得正視。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願意提出普選時間表，大抵反映北京亦明白唯有落實普選，方能重建特區政府的管治能量，以及走出回歸以來的政治困局。但中央始終要顧及資本家、親中派等傳統盟友利益，加上對本地泛民力量仍然有所提防，自然不願過早揭開底牌、一次過交待終極普選安排。

明白到雙方立場背後的利益及顧慮，兩大陣營的溫和力量就應該攜手合作，以揉合一套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折衷方案。中央即使不願意現在就決定終極普選安排，但如果北京能夠釋出誠意，以更明確的方法交待未來政制發展的大方向，則仍然有望消除溫和民主派的疑慮，拉近雙方的距離。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是由中央領導人直接出面發表講話，或授意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提出政府動議，明確重申2017普選特首、2022年普選立法會的時間表，並且修改現時的政改方案，加入諸如「2012選舉委員會，將會過渡成為2017特首提名委員會」等條文。假如這種折衷方案能夠成事，將可以建立某種形式的政改路線圖，既可以釋除溫和民主派的疑慮，中央亦毋須提早拍板普選模式的所有細節。如此一來，將有望推動2012政改達成共識，並為最終落實雙普選鋪平道路。

中央應積極回應溫和民主派訴求

美國前總統卡特，一生參與無數政治談判，他曾經這樣說過：「除非談判能夠創造雙贏，否則任何協議都難以持久」(Unless both sides win, no agreement can be permanent.)。

政改會否再次拉倒，視乎兩大陣營能否拋棄「全贏全輸」的鬥爭思維，認真了解對方的利益及顧慮，以政治智慧創造一套能夠滿足雙方的折衷方案。否則，雙方繼續死守政治立場、互不相讓，政改失敗、各方全輸的局面將無法避免。

而要開啟協商的良性互動，握有最終決定權的中央政府，始終左右政改大局。五區總辭暫時告一段落，顯示泛民陣營的溫和力量仍能發揮關鍵作用，這是一個良好的勢頭。但假如北京仍然不願意主動出手化解矛盾、拒絕回應溫和民主派的訴求，那麼激進民主派將會振振有詞、捲土重來，一旦強硬路線全面抬頭，政改拉倒、政府跛腳、社會撕裂就必然出現，這豈是中央政府願見的結局？

五區總辭引發泛民主派的路線之爭

政制向前走，需要沉默大多數

(刊於2009年11月19日明報)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到立法會交待政制方案，為未來數月的政改之戰揭開序幕。

民主派及特區政府，相隔4年之後，再次就普選爭議埋身肉搏。有趣的是，兩大陣營的取態，與2005年政改方案公布時，有著不少的相同之處：民主派方面，一如以往迅速擺出強硬姿態，公民黨、社民連等已聲言不會接受「區議會方案」，同時發動連串抗議行動、搶佔道德高地；特區政府方面，亦一如4年前般放出風聲，指方案已經是政府的「底線」、「得來不易」，因為北京早已定下普選時間表，又取消了委任區議員的投票權，特區政府可以再讓步的空間極為有限云云。

泛民主派堅守道德立場，特區政府則緊跟中央路線、絕不輕易越出雷池半步。雙方立場南轅北轍、各不相讓，除非形勢出現突破發展，我們幾乎可以預期今次的政改討論，很快又會像2005年時一樣，逐漸演變成為民主派到底應該企硬否決政府方案，抑或妥協接受的爭論，然後各大媒體就群起在泛民陣營內「捉鬼」、尋找最有可能「叛變」的民主派議員。本來一場攸關香港政治前途的討論，只會再一次陷入兩大陣營各自表述、無法達成共識的死胡同。

為甚麼香港的政改討論，總是走不出這種對立困局？這種各持己見、拒絕協商的政治取態，是否真正反映著大多數香港人的聲音？

溫和訴求被激進聲音蓋過

一直以來，超過6成港人支持盡快實現雙普選，這個訴求在歷來的民意調查及立法會選舉中，可謂清晰明確、毋庸置疑。但6成民意支持普選的大方向，並不等於社會上就同樣有6成人支持民主派現在的政治路線及鬥爭策略：歷年來港大及中大的民調都多次顯示，民主派的「死硬支持者」，從來都不是社會主流，只佔整體巿民的二成多左右；反而自稱中間派及沒有特別政治立場的民眾，卻是社會大多數，人數超過六成。

正因為香港的政治地形(political landscape)如此獨特，才會出現各種看似互相矛盾、但其實相當一致的政治現象：因為大多數港人支持普選，所以他們會在民調及立法會選舉中，支持及聲援泛民的普選訴求，令要求盡快普選的聲音穩佔6成；同時，又由於佔大多數的中間選民並非死硬派、政治立場較為溫和理性，所以2005年泛民否決政改，會引發相當數量巿民的不滿；而當北京定下2017年普選時間表時，主流民意又會隨即收貨；而這些務實的大多數，更加在2007年的特首選舉民意戰中，全面支持曾蔭權連任，令民主派的候選人梁家傑大敗而回。

但問題是，溫和理性的中間選民雖然是大多數，在政改討論上卻是沉默的一群；相反，堅持原則、絕不妥協的少數死硬派，則勇於表達意見、敢於參與抗爭。

「沉默大多數」的溫和普選訴求，被「激進少數」的強硬聲音完全蓋過，大抵是多年以來，政改死結不易解開的重要原因：在激進派的道德力量監視之下，所有的溫和訴求都被打成轉呔投降，令泛民主派內部的理性力量無法抬頭，政治談判的空間被完全卡死(近日民主黨因為反對五區總辭、嘗試推動協商，而備受社民連支持者攻擊，就是明顯例子)；香港的民主運動被激進派主導，亦令對普選早已滿腹疑慮的北京戒心更大，民主派與中央政府難以展開良性互動。

打開談判協商的政治空間

香港的政治現實是，大多數的中間選民希望盡快落實普選，卻不願意因為政制爭議，而挑起中港之間的矛盾、引發嚴重的政治對立；但另一方面，中央擁有政改的最終話事權，如何說服北京放下防衛心態，始終是突破政局的重要關鍵。政改的出路，就在於動員中間溫和力量，令沉默大多數的理性聲音能夠起來平衡激進勢力，如此才能夠讓泛民溫和派站穩陣腳、放膽落場參與談判及協商，同時亦有助促使北京以更寬鬆的態度處理政制問題，為最終達成共識創造政治空間。

1969年，美國深陷越戰泥沼，國內反戰運動風起雲湧，總統尼克遜為了抗衡國內要求即時撤兵的激進聲音，發表了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數》演說，成功爭取主流美國民眾的認同，為美國有秩序撤出越南，換取寶貴的時間及空間：

「今天晚上，我向你 — 大多數沉默的美國人民作出呼籲，我需要你們的支持。在大選時，我向你們保證會以和平的方式結束這場戰爭。我已制訂計劃，以實踐我的承諾。我能得到越多美國人民的支持，這項保證就能越快實現。」(So tonight, to you,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of my fellow Americans, I ask for your support. I pledged in my campaign for the Presidency to end the war in a way that we could win the peace. I have initiated a plan of action which will enable me to keep that pledge. The more support I can hav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sooner that pledge can be redeemed.)

這番話，不是同樣適用於今天的香港嗎？只要將沉默大多數的聲音帶進政改討論、只要各大陣營重新認識港人的理性民主訴求、只要溫和力量整合成為新的政治主流，我們才能夠真正開啟談判協商的大門，並為最終解開普選死結鋪平道路。

政府發表政改方案，為政改之戰揭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