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預算案制定模式

(刊於2011年3月9日信報)

財政司司長發表預算案後，罕有地引發全城聲討。面對預算案可能不獲通過的憲制危機，財政司司長最終被迫修改預算案。

曾班子在短期紓困措施上大幅讓步，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一方面為建制派鋪設總值400 多億的「黃金下台階」，確保政府可取得足夠支持票，避免預算案未能通過的憲制危機；另一方面亦為沸騰的民怨大大降溫，防止「洋紫荊革命」演變成大型社會運動。

政府大灑金錢，為紓困措施加碼，其實猶如「投擲水彈」，雖然可以暫時阻止政治危機的「火勢蔓延」，但是卻未有真正「撲滅火種」——因為巿民對預算案措施的不滿（例如注資強積金和沒有退稅），只是民怨的引爆點，真正造成社會矛盾的根源，始終是經濟轉型、社會流動、貧富懸殊、樓價高企等結構性問題，當短期措施的政治效應消散後，社會矛盾只會再次浮現。

向「投資未來」提出六問

不久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政府預算，強調著手解決政府債務和赤字之餘，絕對不會放棄教育、基建和研究等提高美國競爭力的長遠投資。由此可見美國政府雖面對龐大財赤，卻仍堅持長遠投資，推動結構改革。

坐擁巨額儲備的特區政府東施效顰，同樣在預算案中提出「投資未來」，卻沒有把握庫房充裕的機會，撥出資源推動各種制度改革。

要「投資未來」、推動經濟轉型，為何不直接提供稅務優惠和補貼資助，以加快六大產業發展？回歸以來的經驗顯示，只靠撥出少量土地和設立名目繁瑣的基金，根本不足以吸引商界投資新產業，結果是香港經濟多元化的計劃，空談多年也無法實現。

要「投資未來」、促進社會流動，為何不增加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讓更多副學士畢業生有機會升學？為何不全面改革大專生貸款制度，例如削減貸款利息或延長還款期，以減輕貧苦學生的還款壓力，令他們畢業後較易累積財富？為何不增加個人進修免稅額，以協助在職人士進修提高競爭力？

要「投資未來」、改善教育問題，為何不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全面資助幼兒教育），並且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為何不提出大學配對基金和大幅增加研究撥款，以推動改善教研工作？

要「投資未來」、解決房屋問題，為何不增加公屋建屋量，讓公屋輪候冊上的十三萬低下階層申請人能夠盡快改善居住環境？為何不向首次置業的中產家庭提供「首次置業免稅額」，以紓緩年輕中產的置業負擔？

要「投資未來」、解決交通問題，為何不斥資回購東隧和西隧，而是採取增加的私家車首次登記稅這種沒有針對問題核心的措施？

要「投資未來」、善用政府儲備，為何不按照「主權基金」模式，設立「香港財富基金」？現時外匯基金超過2.3 萬億港元，即使完全不動用涉及穩定聯繫匯率的1.1 萬億「支持組合」，仍然有6000 億「累計盈餘」和6000 億「政府財政儲備」可以調動，只要從中撥出小部分（2000 億元）成立「香港財富基金」，每年取得10%投資回報，就可以為庫房每年帶來200 億元進賬（相當於政府預計開徵銷售稅的收入），既可以配合香港的經濟轉型策略，又可以開拓新資源進行社會投資（扶貧、教育或醫療等），特區政府為何遲遲不作規劃？

改革現有理財思維

上述各種改革方案，不少在民間討論已久，部分甚至存在跨黨派共識，為何特區政府未有積極推動？歸根究底，是特區政府承襲了殖民地的「審慎理財」和「財政導向」公共財政思維，加上由公務員主導的決策模式，已經像金剛箍般完全扼殺各種改革建議；在這種以「官僚決策」為主體、以「審慎理財」為綱領的管治模式下，特區政府即使坐擁巨額儲備，對增加經常開支推動新政策仍然是非常保守，造成政府施政總是穩健有餘，進取不足，只懂蕭規曹隨，卻欠缺政治視野，無法有效制訂新政策以回應立法會和民間的訴求，令預算案與民情民意嚴重脫節，最終引發社會強烈反彈。

惟有全面改革預算案的制訂模式，改為以「行政立法共同商議、公務員配合執行」（政府草擬政策時盡早吸納政黨和民間訴求，建立政治共識後再交付公務員執行）的方式議決政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的管治困局。

今天，我們需要的預算案，是一份能夠打動人心、回應民情的政治演說，而不是一份只求收支平衡的會計賬目；我們需要的財政司司長，是一個有長遠目光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謹小慎微的公務員；我們需要的公共財政，是按社會的主流價值分配公共資源，而不是按官僚的保守思維制訂公共政策。

今年的預算案再一次顯示，現在正是時候全面改革保守過時的理財思維和公務員決策的模式，從官僚手上取回屬於我們的公共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