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離職就業規管的虛與實

(刊於2010年12月18日明報)

立法會公布「梁展文事件」調查報告後，各方焦點都是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應該如何問責。

官員應如何處分、是否要問責下台，自然是媒體最感興趣的話題。但其實更值得深入討論的，是「梁展文事件」揭示了現行高官離職就業規管制度的種種漏洞，因此各黨派在追究政治責任之餘，亦要探討整個制度應如何改革，才能避免再次出現「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爭議。

延長管制期不足以解決問題

現行的規管機制，分別包括「禁制期」及「管制期」兩部分：在禁制期內，退休高官不可以從事外間工作；而在管制期內退休高官要再就業，則需要獲得公務員事務局長批准，並由「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提供意見。

根據現時規定，首長級第1至3級公務員（D1至D3）的禁制期為6個月，D4級以上的禁制期為12個月；另外，D1至D7級的管制期為2年，D8級的管制期則是3年。梁展文事件後，各界普遍認為政府應該收緊規管制度，而進一步延長管制期則是最多人提及的改革方向。不論是今次立法會的調查報告、還是去年發表的「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報告（由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任主席），都建議政府進一步延長管制期，背後思路自然是認為只要延長管制期，就可以減低出現利益衝突的機會（兩份報告的分別只在於立法會建議的管制期較長）。

以延長管制期，來回應社會對「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疑慮，可謂弄錯了焦點、模糊了問題核心。因為「梁展文事件」之所以出現，並非由於現時的管制期過短，而是公務員事務局「把關不力」，令巿民感到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現時，港府對退休公務員的規管期，其實並不比其他歐美國家寬鬆（例如英國的管制期為2年，法國的限制期則為3年），但問題在於公務員事務局審批申請時，採取了非常寬鬆的把關尺度，而「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處理個案亦流於粗疏。事實上，過去7年來98%的申請都可無驚無險順利過關（附表），就連鍾麗幗、梁展文這類充滿爭議的個案，當局一樣可以照批如儀。


關鍵是建立權力制衡機制

羅拔甘迺迪有一句名言：「權力的難題，是怎樣確保它被恰當運用，而避免出現不負責任及濫用的情況。」（The problem of power is how to achieve its responsible use rather than its irresponsible and indulgent use.）

延長管制期的做法，只是表面上收緊了監管制度，實際上卻未有解決公務員事務局「把關不力」的問題癥結，不但未能夠真正根治問題，對大多數守法的公務員來說也不公平。要減低「官商勾結」的疑慮、要消除「官官相衛」的觀感、要重建巿民對整個規管制度的信心，關鍵在於改革整個審批程序，特別要設立權力制衡機制，以確保每宗申請個案都被嚴格處理。

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改革方向，是將現時的「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升格成為類似「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的獨立監察機構，或者直接擴大「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的職責範圍，負責覆檢及確認公務員事務局轉交的個案。熟悉政府人事管理工作的都會知道，「公務員敍用委員會」在政府內部享有極高聲望，各政府部門的招聘及晉升建議，都必須得到委員會確認才能夠落實，委員會並會嚴格審核所有個案的細節，挑出當中不符合程序的情況，要求相關部門作出改善。

只有建立權力制衡機制，才能夠真正確保所有的高官就業申請個案，都能夠得到公平及公正的處理。

「梁展文事件」揭示了現行高官離職就業規管制度的種種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