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辦主任的老問題

(刊於2009年7月25日明報)

政府終於正式公布由陳德霖出掌金管局，譚志源則接棒出任特首辦主任，成為歷來最年輕的「大內總管」。

除了統籌各政策局及部門的工作，特首辦主任的其中一項主要職責，是擔當行政長官與立法會各大黨派的溝通橋樑，為各項政策做好遊說協商的工夫。但陳德霖掌管特首辦期間，拒絕與各大政黨溝通聯絡，令原本已經問題多多的行政立法關係，顯得更加惡劣。

即將走馬上任的譚志源，顯然從陳德霖身上吸取了教訓。記者會上，這位新任特首辦主任便多番強調，會做好與立法會的聯絡工作，並爭取與所有黨派都保持積極溝通，以強化行政立法關係云云。

向最成功的白宮幕僚長學習

特首辦主任的職責，與美國的白宮幕僚長相近，譚志源提出加強行政立法溝通，令人想起被譽為最善於處理「府會關係」的白宮幕僚長 — 貝克(James Baker)。

貝克曾經為福特、列根及老布殊三名共和黨總統效力，先後擔任過白宮幕僚長、財政部長、國務卿等重要職位。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始終是他在出任列根的白宮幕僚長期間，處理立法聯絡工作的出色表現。

貝克是列根首個任期的幕僚長(1981年至1985年)，期間全權負責與國會的聯絡工作，領導一眾白宮群英進行全方位的政治遊說，以推動列根總統的各項政策議程。貝克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與國會議員及傳媒記者打交道，向他們解釋政府政策、爭取支持。每一名國會議員的來電，貝克都堅持在當天內親自回覆，令他成功與不同黨派的議員，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

更重要的，是貝克一直以「現實主義者」(realist)自居、不搞意識形態掛帥，除了共和黨的議員外，貝克亦積極拉攏民主黨議員，從而令列根提出的多項重要法案，都能夠順利通過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以列根政府的首份預算案為例，貝克便以靈活的政治手腕，爭取到來自南方各州、立場較保守的民主黨議員支持，令這份包含大幅減稅、削減褔利支出的預算，最終得以成功過關。

就經濟民生政策進行跨黨協商

如果譚志源決心加強立法聯絡工作，貝克的交際手腕、現實主義路線，都有很多可供借鏡的地方。

特區政府欠缺強大的執政黨支援，加上朝野之間長期存在「親政府VS反對派」的政治對立，都不利於行政立法建立穩定的聯繫。而現屆政府只剩下三年任期、特首權威日漸低落，新官上任的譚志源更將面對打「逆境波」的考驗。要在這些局限之下推動改善府會關係，難度固然極高，卻不代表沒有可以發揮的空間。

在普選爭議尚未徹底解決的情況下，要推動政府與立法會在政治議題上合作，單靠特首辦主任恐怕無法做到；但環繞經濟與社會民生議題，各黨派的分歧其實並非不能調和，特別是在公平競爭法、最低工資、食物安全法等政策上，政府與民主黨等溫和民主派，更加存有不少的合作空間。譚志源如果能夠放下高官身段，走現實主義的柔軟路線，集中推動經濟及民生議題的跨黨派協商，也許能夠在重重限制中尋求突破，實現一些有利民生的政策改革。

如何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這個老問題，將是譚志源新官上場後的最大挑戰。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Baker
書名：《Work Hard, Study . . . and Keep Out of Politics! Adventures and Lessons from an Unexpected Public Life》


譚志源接任特首辦主任，提出加強行政立法溝通

政府應如何推動六大產業？

(刊於2009年7月21日明報)

上月底，經濟機遇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後，政府隨即宣布全力推動醫療、教育、檢測及認證、創新科技、創意文化及環保等「六大產業」，作為香港經濟的新增長點。

在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到政府會否另外成立一個專責機構，以延續經機會的工作、落實經濟轉型的任務。特首曾蔭權當時表示，政府不準備搞一個「經機會第二代」，所以推動六大產業的工作，將會交由各個政策局研究跟進。筆者希望曾特首這個答案，並非是政府的最終方案，否則香港經濟轉型的鴻圖大計，恐怕只會再一次落空。

單靠政府力量難以實現經濟轉型

政府提出的「六大產業」，到底有何發展優勢、有多大的增長潛力，留待各經濟專家去進行解說；作為研究公共行政的學者，筆者更加關心這些問題：特區政府是否具備足夠的「管治能力」，去落實經濟轉型的藍圖？曾特首應該建立甚麼樣的「管治架構」，才能夠避免重蹈董建華政府計劃總是無疾而終的覆轍？

有關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學術文獻早已指出，單靠政府部門的力量，不容易實現經濟轉型目標：因為無論官僚機關怎樣有效率、如何有執行力，深居於廟堂之上的政府官員，大多不熟悉經濟運作及行業細節；如果由官僚精英獨挑大樑，難免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只會令推動新產業的工作事倍功半。要確保經型轉型成功，高效率的官僚架構固然不可或缺，但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與商界企業及專家學者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從而掌握最新的經濟資訊、並且爭取業界的配合落實政策。

學者Linda Weiss在著作《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中便指出，政府要掌握推動經濟變革的「轉型能力」(transformative power)，必須建立能夠整合官商網絡的「中央協調系統」(system of central coordination)，以促進政府與巿場之間的通力合作 — 此即所謂「管治的互賴」的概念(Governed Interdependence)。Linda Weiss的研究顯示，日本、南韓、台灣、以至德國等國家，過往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經濟轉型，都有賴於成功構築政府與商界的合作網絡(最突出的例子是日本的通產省，曾經下設了超過20所審議委員會，作為連結官員和業界的橋樑)；Linda Weiss更加預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各國政府將越來越傾向透過各種「公私合作」平台，來應付經濟一體化的挑戰。

建立「官商學三位一體」的統籌機構

回到香港，特區政府要成功推動「六大產業」，能否建立有效的「官商合作」網絡，更加是至關重要：香港的公務員體系雖以高效率見稱，但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加上本港官僚體系一向存在較高的封閉性，令港府官員普遍不具備積極介入巿場運作所需的專業知識、業界經驗及協調能力(這恐怕是多年來政府提出各項經濟轉型大計，一次又一次落空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能否建立橫跨官、商、學三個界別的合作平台，為政府注入必要的業界資訊及政策網絡，便成為「六大產業」最終能否落實的關鍵。

依循「管治的互賴」這套理論，曾特首應放棄將「六大產業」交由各個政策局自行負責的模式，改為設立「新經濟督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on New Economy)，以打造「官商學三位一體」的高層次統籌機構，負責長期跟進及推動「六大產業」的政策議程：委員會應下設六個專責小組，分別匯集相關的政府官員，業界代表及學者專家，透過廣泛的協商制定各項措施、再督促有關的政府部門落實執行；曾特首更應該親自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以行政長官的權威擺平政府內部的矛盾、確保各項建議能夠順利落實。

自從2005年接任特首以來，曾蔭權提出的多項重要政策改革，例如公平競爭法、十大基建等，往往都是一拖再拖、輾轉數年仍然未能落實。在現屆政府正逐步接近尾聲、管治權威日漸低落的今天，能否成功落實「六大產業」，誓必成為曾特首任內最後的一項重大政治工程，其成敗更加關乎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特區政府能夠拋開以往「政府VS巿場」的狹隘視野，以嶄新的思維及模式推動「六大產業」嗎？

延伸閱讀
作者：Linda Weiss
書名：《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經濟機遇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特首曾蔭權就發展六大產業提出具體建議

高官離職就業檢討的虛與實

(刊於新力量網絡通訊2009年7月號)

去年發生的「梁展文事件」，促使政府成立「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全面檢討高官的退休就業政策。

上星期，委員會終於發表檢討報告，當中最核心的建議，是提出延長管制期(即高官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須事先取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批准)：其中首長級第4至7級公務員(D4至D7)的管制期，由現時的2年增加3年；首長級第8級公務員(D8)的管制期，則由原來的3年延長至5年。

委員會建議延長管制期，以回應社會對「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指控，可謂弄錯了焦點、模糊了問題核心。因為「梁展文事件」之所以出現，並非由於現時的管制期過短，而是公務員事務局把關不嚴，令巿民感到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現時，港府對退休公務員的規管期，其實並不比其他歐美國家寬鬆(例如英國的管制期為2年，法國的限制期則為3年[見委員會報告第3章])。但問題在於公務員事務局在審批申請的時候，採取了非常寬鬆的把關尺度，令絕大部分的申請個案，都可以無驚無險順利過關(見附表)，就連梁展文這類明顯存有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當局一樣可以照批如儀。


關鍵是嚴格把關 而非延長管制期

羅拔甘迺迪曾經說過：「權力的難題，是怎樣確保它被恰當運用，而避免出現不負責任及濫用的情況。」(The problem of power is how to achieve its responsible use rather than its irresponsible and indulgent use.)

延長管制期的做法，表面上是收緊了監管制度，實際上不過是虛晃一招，未有真正處理公務員事務局「把關不力」的問題癥結，反而惹來公僕團體的不滿、各方面都無法討好。要減低「官商勾結」的疑慮、要消除「官官相衛」的觀感、要重建巿民對整個規管制度的信心，關鍵始終是要改革審批程序，特別要設立監察機制，確保公務員事務局嚴格運用審批權。

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改革方向，是將現時的「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升格成為類似「公務員鈙用委員會」的獨立監察機構(該委員會負責審閱各政府部門提交的招聘及晉升建議)，專責覆檢及確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決定，以確保所有的高官就業申請個案，都能夠得到公平及公正的處理。

建立權力制衡及監察的機制，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實際方法。

「梁展文事件」引發有關高官退休就業政策的爭議



「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發表報告，提出包括延長管制期等多項建議

我們這一代

(刊於2009年7月4日明報)

繼六四20周年晚會之後，今年七一遊行的隊伍之中，再次湧現大批年輕人的身影。新世代的政治熱情，總算為沉悶已久的香港政局，帶來了一口清泉。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奧巴馬巡迴全美50州拉票，鼓動美國的新生代起來改變國家，有一句話就常常出現在他的演說之中：「我們的命運並非天定，而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Our destiny is not written for us, but by us.)

這種渴望掌控自己命運的意識及訴求，大抵亦是香港年輕一代的共同信念：成長於過渡時期、回歸年代，經歷過「建華八年」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接受過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政治洗禮，無疑令現時只得二、三十歲的新一代香港人，比起上一代人更勇於參與政治、更敢於挑戰建制、更熱切追求民主自由。

將政治熱情轉化成改革動力

從保衛天星皇后、到參與六四七一，新世代積極介入公共事務，固然是可喜的現象；但真正的挑戰，卻在於能否將瞬間的政治熱情沉澱，換化成為改革香港政治的長期動力。

香港的政治體制封閉落後、矛盾重重，實在急需變革，重建整個管治秩序。但中央的審慎態度、商界的霸權壟斷，都意味著香港政治的改革之路，必然面對重重困難。年輕一代對形勢應該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要期望改變會在短時間內到來，而要有長期作戰的心態、要打陣地戰、要推動漸進改革，一步一步地打開政治缺口，這需要耐心，也少不了妥協。

而當中的關鍵，始終是要厚植民間力量、團結公民社會：如果新生代的政治參與，只是局限於偶然一次的集會遊行，根本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只有更多年輕人願意付出時間及心力，走向廣闊的公民社會 — 例如加入智庫進行政策研究、投身民間組織倡導各項社會改革 — 將已經煥發出來的政治熱情長期堅持下去，並且把對民主公義的追求，實踐到各種現實的政策議題之中，改變才有可能慢慢實現。

畢竟，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港人手上從來沒有甚麼籌碼，面對統治階級的政治霸權，公民社會的力量是巿民唯一的依靠。只有公民社會茁壯成長，我們才有望逐步扭轉不平衡的權力結構，一點一點地改變歷史的軌跡。

過去20多年，香港政治的改革步伐也許太慢，但亦總算為民主的進程打開了重要的缺口(普選已成為社會共識、中央亦願意制訂普選時間表)，這是上一代人艱苦抗爭的成果。

而傳承民主自由的理想、繼續上一代未完成的工作，則應該成為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未來的努力方向。

大批年輕人出席六四20周年晚會



年輕一代積極參與七一遊行